武汉长江大桥，横跨于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，1957年通车后，成了一个游客必去的打卡景点。
汉阳西大街小学的一群男孩子，正逢星期六下午放假，顶着秋老虎的热浪，在龟山上摆开了“战场”。
男孩走近一看，吓得目瞪口呆！好一会，他才如梦初醒，掉转身子，风一样冲下山。到了山脚下，他才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现场位于龟山顶的南麓。女尸仰面朝天躺着，年龄20出头，身材较矮，短发齐耳。
头颅后枕部有钝器伤，粉碎性骨折。头部周围有一滩血，一米多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四、五斤重的石头，上有少量血迹。
他杀比较明显。化验表明，石头上血迹的血型，与死者的血型相同，应该是被人从背后用石头袭击致死。
从尸体还未形成尸僵、尸斑，以及死者胃内食物消化等情况分析，死亡时间在下午15时左右。
法医连夜修整死者的面部，恢复常态，然后拍照，印发《通报》，要求做到武汉三镇，不落一厂一户。
外地路过武汉的人，慕名到武汉长江大桥游览之前，通常把大件行李寄存在火车站。
按照这一思路，案发第二天，9月5日上午，两名侦查员来到武昌火车站行李寄存处，要求查验9月4日中午之前旅客寄存的全部行李、包裹。
当侦查员和寄存处的服务员打开一只蓝色帆布提包时，几条闷到变红的苦瓜露了出来。
《工作证》上，正楷填写着：黄宗跃、女、23岁，湖南邵阳人、陕西省115厂检验员。
9月5日下午，一男孩在龟山上捉蟋蟀时，从案发现场100多米外的山腰草丛中，捡到一件男式灰色短袖翻领棉毛衫，上有喷溅的赭褐色血迹，随即交给公安部门。
9月4日下午15点左右，他的三轮车停在汉口武胜路口，有一个身材高大、黝黑皮肤、年约30岁的男子，手提一个女式黑提包，慌慌张张从江汉桥走来。他二话没说，就坐上三轮车，操着河南口音，叫把车子踩到大智门火车站。
蹬车的工人好奇地回头一望，只见他神色慌张，正翻动着提包里的东西，还不时地从提包里摸出茶叶蛋，甩到街上。
三轮车到了六渡桥，那人突然叫停，下了车，却按到大智门的路程付了车费，然后步行离开。
汉口民众乐园附近的人民浴池，服务员刘老头反映，4日下午15点半，浴池来了一个高高大大、黑黑皮肤、操河南口音的顾客，他一进店，就掏钱请刘师傅帮他买一包好烟和一两好茶叶。
老刘把两样东西买回，那人先泡了一杯浓茶，接着拆开烟盒，很大方地逢人递了一根。
喝过茶，抽了烟，然后脱衣，吩咐刘师傅把他里里外外的衣服冼一洗，才进去洗澡。
刘师傅觉得他行为反常，看了《通报》后，顿生疑窦，便带着梨子和芝麻来公安部门报案。
同时，侦查员们在查访9月4日中午前后卖过榨菜肉丝面的餐馆时，又发现一条线时许，汉口江边的集稼咀合作餐馆，来了一男一女，男的个子高大，女的身材矮小，两人在餐馆各吃了一碗榨菜肉丝面，男的还把自带的半瓶白酒喝了，酒瓶丢在餐馆里。
在合作餐馆吃榨菜肉丝面、喝双桥酒的人，在武胜路口坐上三轮车的人，和在人民浴池洗澡的人，口音、体貌、举止、年龄都相近，有可能就是一个人，也就是杀害黄宗跃的凶手。
9月4日上午11时左右，凶手和被害人在武昌火车南站相约出游，他们步行到江边，乘轮渡过江。
下午13点多，到了汉口集稼咀码头附近的合作餐馆，吃了一碗榨菜肉丝面，男的还喝了半瓶酒，然后沿江步行，到了龟山。
凶手见四周无人，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，猛击正在欣赏大桥风景的黄宗跃后脑。
凶手与被害人事先有约，知道被害人到达武昌火车站的准确时间，从陕西女方的工作单位赶来。
分析、设想是否正确，还需事实来作回答。侦查组立即兵分两路，前往湖南、陕西调查。
这次小黄从陕西回湖南探亲10天，临回陕西前，婆婆特意为她烹了十几个盐茶鸡蛋，炒了一些黄豆和南瓜籽，又特意给她包了一包芝麻和糯米。最后，又在旅行提包中，塞了几条她平时最爱吃的苦瓜。
根据两个侦查小组反馈的情况，专案组推断，凶手与死者“萍水相逢”的可能性很大！
专案组反复研究，认为从龟山上捡到的那件棉毛衫，可能是被凶手丢弃的，也是此案的突破口之一。
侦查员跋山涉水，累计行程十多万公里，奔赴湖南、陝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，深入各针棉织品生产厂、百货和纺织品商店、代加工针棉织品的缝纫店，以及纺织科学研究所，调查这件棉毛衫的产地、销地。
多家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反映，这不是正规棉织厂生产的成衣，而是用一种棉织筒子布，由普通家用缝纫机一件件手工制作出来的。
1966年元月，一位侦查员来到河南南阳第一针织品门市部，接待他的是一位中年妇女。
那位女同志把棉毛衫接过来，反复看了几遍，然后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这种衫子是俺加工的！”
中年妇女笑着说，错不了！每个踩缝纫机的人，年岁不一，体质有别，性格多样，有做事麻利的，有慢吞吞的。各人加工的虽是同款棉毛衫，有人踩机子下脚重，有人则踏得轻，有人走线直、针脚匀，有人的线纹歪歪扭扭的，松紧也不均匀。
她初学机子的时候，老是担心走过了头，因此总要不自觉地往回倒两针，时间久了，就成了一个改不了的动作。
侦查员找来几十件不同的棉毛衫，一对比，果然，只有那位女同志加工的，才有那独特的回针所形成的“标记”。
这个小组由刑警队副队长带队，领着浴池服务员老刘，前往河南，进行口音辨识。
一行人住在郑州第二招待所，忽然听到耳边传来锣鼓声，琴声和各种腔调的唱戏声。
当南阳剧团上台，刚唱了一个片段，老刘就浑身一哆嗦，连说：“像！像！黑大个就是这个口音”。
副队长却不为所动，反而十分平静地说：“刘师傅你先歇歇，再过细在心里运运，多回忆当时和那个家伙对话的情形。”
第二天，副队长和调演办公室商量，由每个剧团各出两个演员：一个老头和一个30岁左右的大个子。
然后，又把黑大个在人民浴池和老刘的对话编成台词，让每个剧团的演员用当地口音试排。
轮到南阳地区剧团演出时，演员刚刚念了第一句道白，“喂，老乡，请你帮俺买一包好烟和一两好茶叶！”这时，只见老刘浑身一颤，猛地回过来，指着那个男演员道：“呵！你？你就是……”
他说的是南阳话，穿的是南阳针织品门市部加工的衣服，能不在南阳留下别的痕迹么？
调查发现，这种棉毛衫常年在南阳市区销售，销量很大，难以查到每一个具体顾客身上。
当时，南阳市有14万人口。经与市公安局研究，开了一个全市各单位保卫干部会议，由专案组的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案情和嫌疑人的特征。
第三天，南阳市砖瓦厂保卫科报告说：他们厂有个叫景金堂的工人，28岁，身高、体貌与会上介绍的嫌疑人相似，还穿过一件类似的棉毛衫。
一天，天气异常寒冷，经过精心安排，讯问室里生了火炉。老刘穿着一件大衣，戴着棉帽和口罩，坐在炉旁，夹在两个讯问人员中间。
景金堂交代说：9月3日，他离厂到了郑州，在郑州买了饼干和一瓶酒，第二天扒火车到了湖南岳阳，在钱粮湖农场做了3个月零工，不久前才回来。
讯问结束，当人们帮虚汗直淌的老刘摘去棉帽和口罩时，他嘴唇颤动着，竟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老刘认为，讯问的这个人，和他在澡堂遇到的那个人，口音和递烟的举止很相似。这显然是人长期形成的动作，是很不容易改变的。
再说，季节变了，衣着变了，加之侦查过程中，刘师傅辨认过的对象多，对他的记忆有干扰。
况且，这毕竟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刘师傅思想有压力，因之犹豫不决，不敢下断语。
大家一致认为，景金堂对我们的真实意图并不清楚。因此，他的交代中，也可能夹杂某些真实成分。
侦查员一开口，他猛地听到武汉口音，脸刷地变了色，身体差点从椅子上滑落下来！
凌晨5点，景金堂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到地上，要求在他交代前，让他喝水、抽烟、吃饭。
1965年9月3日，景金堂离厂到了平顶山煤矿，逗留了几小时，买了一瓶酒和一包饼干，乘火车到武昌的中途喝了一些。
4日上午10点，到武昌站下车后，在火车站附近徘徊，恰遇250次列车的乘客出站。
景金堂提出，从桥头下去，乘船过江，先看看大桥外景，再从龟山那头沿桥走回武昌，这样才算不虚此行。
于是，他们下桥到汉阳门，乘轮渡过江，到了王家巷，沿江上行到集稼咀，已是下午13点，便在一家餐馆各吃了一碗榨菜肉丝面，景金堂还把火车上没喝完的半瓶酒喝了。
下午14点40分左右，眼看四下无人，景金堂乘着酒意，顿起谋财害命之心。
他迅速摘去她手腕上的表，拿走她挽在胳膊上的黑提包，跑到半山腰，发现短袖棉毛衫上喷有血迹，便脱下抛到草丛中。
下山后，急急忙忙跑过江汉桥，到武胜路口叫了一辆三轮车，坐在三轮车上，又发现裤子上也有血点，于是半道下车。他找到人民浴池，洗了澡，不等湿衣服晾干就穿上，到大智门火车站，乘车到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做零工，不久前回厂。
侦查员马不停蹄，赶往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，追回景金堂卖给农场职工的女士手表。
